一、誰是下套人？
拍賣活動的當事人有三方，即委托人（賣主）、拍賣人（拍賣公司）和競買人（包括買到標的的買家）。從利益博弈的角度而言，買方“做局”、“下套”的可能性比較小。買方處于交易鏈的末端，化的錢肯定是真金白銀，而買來的卻有可能是假貨（贗品）。買方要通過“做局”、 “下套”獲利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做托”（假買）。再看拍賣公司，他在交易鏈的中間，只有交易完成才能獲利（拿到雙方的傭金），因此達成交易是他的目的。拍賣公司在交易鏈的中端，如果“做局”、“下套”，肯定會有一方利益受損（賣方或買方），使交易受挫，達不到獲利的目的。因此可以說，拍賣公司通常不會輕易去“做局”、“下套”，因為貪圖小利而冒大風險是得不償失的（除非有暴利）。委托人（賣主）在交易鏈的最上端，想要“做局”、“下套”比較容易得手，因為他的角色最有利。他既可以以假充真，編故事賣高仿贗品“忽悠”一些“專家”，也可以雇人充當拍賣會上的“買家”哄抬價格，讓真正的買家“上套”。如今的拍賣會上，委托人（賣主）請人做托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如果給三方當事人“做局”、“下套”的可能性打分的話，委托人（賣主）一定是“做局”、“下套”的主力軍。
拍賣交易中，三方當事人的利益博弈不可避免，“做局”、“下套”現(xiàn)象屢見不鮮。作為買賣雙方的中介人，拍賣公司不可能同時取悅買主和賣主，讓雙方都滿意，從這個意義上說，拍賣公司必須平衡利益。從獲利角度而言，拍賣公司與賣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東西賣的價錢愈高，拍賣行抽取的傭金也就愈多；為了保護買方利益，每件物品都有底價即最低賣出價格，只要買方的報價等于高于（≥）底價，買賣必須成交。
買賣雙方之間的“做局”、“下套”是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爭”。站在賣方的立場，拍賣品能賣到愈高的價錢愈好，而買方卻拼命壓低價錢，希望以最低價格（底價）成交。競買方了解其中的“潛規(guī)則”，自然有一套應對的辦法，常用的方法被稱為“集團標”。集團標由一群職業(yè)競買人（商人）組成，他們有一個所謂的“共同基金”(kitty)。團伙內的所有競買人私下達成的協(xié)議：由一個人出面，競買某一件拍賣品，成交后再次拍賣，大伙兒再瓜分所得的利潤。通常，只要集團標的人出現(xiàn)在拍賣場，其他商人都會退避三舍，不敢跟他們玩競標（避免上當），這樣就會大大壓低成交的價格。賣方為了對付“集團標”，在拍賣會上玩“虛叫價”（托兒）。他們或為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或過分追求自己的利益，會找朋友做托兒，佯扮競買人參與競價，競買自己的標的，哄抬價格。對于委托人的虛叫價，拍賣商又喜又怕，喜的是他們幫自己“干活”而不用支付報酬；怕的是一旦露餡，砸了自己的牌子。當然，委托人（賣方）制作贗品（高仿品）送到拍賣行才是藝術品市場最大的“套”。
二、下套害人是游戲？
最近，一本在網(wǎng)上炒得沸沸揚揚的名為《誰在收藏中國》、號稱“中國文物黑皮書”的圖書引起了藝術界、收藏界和拍賣行業(yè)人士的關注。筆者興致勃勃看完了序言和后記后，被作者強烈的愛國熱忱所感染：作者耗時五年，周旋于古玩市場、拍賣公司；暗訪近百名文博界專家、古玩商、走私販，獲得了大量業(yè)界內幕、黑道秘聞……可是，看完全書，發(fā)現(xiàn)作者竟然也是一個送假貨、做托兒、拉黑幕的，不禁一生冷汗。且看《誰在收藏中國》一書中，作者在184-188頁中的幾個自述片段：
數(shù)月后，記者（作者）又參加了另外一場“拍賣游戲”。我們四五個藏友共送了100多件拍品。以記者的眼光看，估摸著一大半是贗品，真品最多不超過10件。有些“汝窯重器”都是送拍前臨時去潘家園地攤上花百十塊錢買來的。
奇怪的是，除少量重復的器型之外，我們送拍的贗品幾乎全都順利通過驗收。不過，這家公司除開對每一件送拍物品都要收取800～2000元人民幣不等的圖錄費之外，還要按自報起拍價收取5％的宣傳費。換句話說，還沒開拍，這家拍賣公司就已經(jīng)掙錢了。終于等到開拍的那一天，作者第一次親臨拍賣現(xiàn)場。這家拍賣公司的老總說：“因為您是新聞界朋友”，破例給我免費發(fā)了一個參拍號和一張拍牌。有了這張牌子，賣家既可以參與自己拍品的競買，掌握自己拍品的成交價，避免藏品在自己心理價位之下成交，又可以在自己的拍品無人競拍的情況下，自己人相互競價，將價格抬高到事先設定的位置給拍回，為下一次交易取得拍賣價格紀錄。
拍賣會從一開始就高潮迭起：幾十萬元一件的玉器、幾百萬元一件的青銅器、上千萬元一件的瓷器，在號牌的上下起落之中頻頻成交。當然，我和朋友們的操作手段也是如法炮制。在拍賣過程中，我有一件拍品由于操作失誤，發(fā)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那是一只“元青花梅瓶”，起拍價人民幣80萬元。開拍時無人舉牌出價，我和幾個朋友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辦法，分別坐在會場多處，輪番舉牌將價格緩步提高，造成多人看好競買的假象。在價格抬高到220萬元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有一位港客模樣的老者欲舉牌報價。按照我們事先設計的方案，只要有人報價，朋友們就收手告停，將主動權交給貨主?？删驮诖藭r，坐在前排的朋友看不見坐在他身后的港客有動靜，慣性地振臂高呼：“加50萬!”其他朋友又接著繼續(xù)將價格幾十萬幾十萬的往上抬升。那位港客見狀以為買不過別人，便縮回了舉起一半的號牌，不再叫價了。
拍賣會結束后，我和幾位藏友匯攏一起交流“戰(zhàn)績”：我的藏品總共落槌3000多萬，其他朋友的藏品有的落槌在5000多萬、有的落槌在7000多萬?？偠灾?，如果按照拍賣會現(xiàn)場宣布的數(shù)字統(tǒng)計，朋友們近百件拍品的成交價總共能達到一兩個億人民幣?？墒钦鎸嵉那闆r卻是令人難以置信，這100多件拍品實際上全部流拍，被我們自己悉數(shù)舉牌拍回。朋友們非但沒拿回一分錢，反倒每人賠了幾萬元錢的“宣傳費”和“圖錄費”，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錢賺吆喝……。
看完此書，筆者對作者的編輯文字的“技巧”表示佩服，盡管書中的大部分場景早已見諸于各種報刊雜志，但是能讓讀者看上去如作者的親身體驗，不容易！筆者相信，作者將自己去拍賣行“做局”、“下套”的事實描繪得如此逼真，定是希望讀者信其所寫是真而擴大為信其行為是正當?shù)?。但結果恰恰相反，作者這段文字正好說明其行為的“不正當”或者說“過當”。行為的“正當”與“不正當”的界限在于是否侵犯當事人權利，作者的“做局”、“下套”行為已經(jīng)對拍賣會上的其他當事人（競買人如一位港客模樣的老者、拍賣公司）形成了事實上的傷害，應屬“不正當”行為。
筆者相信作者寫此書的目的是出于“正義”，但是對這種做法不敢茍同：第一，作者用“做局”、“下套”來揭露所謂的真相，屬于“不靠譜”，找一家缺德的公司去下套，用來描黑整個拍賣行業(yè)，居心叵測。（這家送拍物品要收取800～2000元的圖錄費、起拍價5％的宣傳費的拍賣公司已經(jīng)涉嫌詐騙被舉報，其丑行在各大報紙以及人民網(wǎng)、新華網(wǎng)等網(wǎng)絡上被揭露、曝光，將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為了揭露所謂“賣假貨、賺黑錢”的黑幕，去“做局”、“下套”其實是一個幌子，目的也許就是“套利”。假設你下了套而沒有失手，賺來幾百萬是捐給慈善機構？這種藐視國家法律、侵害公眾利益的行為，早早晚晚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第三，用“做局”、“下套”來揭露“黑幕”的做法實在為人不齒，就像有的業(yè)余記者為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到“紅燈區(qū)”體驗生活一樣，情節(jié)真實，但是有點“離譜”。
如今的藝術品市場，魚龍混雜，投機者多于投資者；“古董商”多于收藏家；“做局”、“下套”的不計其數(shù)，市場進入者的風險不言而喻。藝術品市場中，賣假貨的“狼”并不可怕，披著羊皮的才是最可怕的。
【編輯：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