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 瓊樓勝景 手卷 設(shè)色紙本 8×75cm
1949年，溥心畬渡海赴臺后，全心致力于詩文書畫的鉆研，書畫方面，尤以小件精品最為引人入勝，而有“愈小愈精”的說法出現(xiàn)，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尺寸天地，納須彌于芥子，正好體現(xiàn)了溥心畬在書畫藝術(shù)上收放自如，工寫皆精的成就。而這種“愈小愈精”的現(xiàn)象，在一定程度上與其赴臺后的居住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也因此，傳世所見的小手卷、冊頁、斗方、箋條……等小型精品，多為赴臺之后所作。
溥心畬初抵臺灣，即被安頓于臺北市中山南路11號“凱歌歸”招待所，約一年之后，始遷入國民政府所播配于臨沂街69巷17弄8號的一間日式木造平房，沒有庭院，臥室僅有三席大（約5平米），會客室兼畫室的面積也只有六席（約10平米），一張矮書案兼畫桌靠窗橫放，這就是溥心畬赴臺后直至謝世盤坐讀書與寫字畫畫之處。據(jù)寒玉堂入室高弟，前臺北故宮副院長江兆申生前所述，溥心畬書案的抽屜里，置放著隨時取用高約7至10公分的小手卷及如明信片大小的書箋畫箋，所以，在這樣狹小的空間里創(chuàng)作書畫，小而精的作品的出現(xiàn)也就理所當然了。
溥心畬在大陸時期的畫作，大抵皆以源出古畫的工致細膩面貌為主，渡臺之后，則多以抒發(fā)心緒排解故國之思及看開生命價值的“創(chuàng)作”為要，寄情、遣興、諷世、奇詭、幽默……的題材紛紛出現(xiàn)，彰顯出溥心畬學(xué)識深廣、才情過人的天賦與努力，溥心畬也自言對赴臺之后的書畫作品更覺進境，其生前摯友萬大鋐在“西山逸士的幾段逸事”一文中即如此敘述溥心畬所言：“……曾對筆者說他在書畫方面的功力，來臺之后至45年（1956）東游日本歸來，是一個階段；47年（1958）游曼谷、香港歸來，又是一個階段；又說：‘像我這樣無間寒暑，日以繼夜的不斷努力，怎會不進步反而退步呢?’可見他自己認為愈到晚年，作品愈精，功力愈深。”確實，溥心畬到臺灣之后，或許為了避免追憶故國前塵以惹閑愁，便刻意的將日常生活安排的十分緊湊與忙碌，每天清晨起來，就讀書、寫字、畫畫，直到午飯時方得暫歇；午后小睡醒來，又繼續(xù)畫畫寫字以應(yīng)外界需求，吃過晚飯，仍忙到11時左右才洗硯、收筆、就寢?？梢赃@么說，溥心畬赴臺之后的生活費用，全得依賴于手中的筆，而不斷的寫字畫畫，除了是一項不得不然的工作，但也因此錘煉出溥心畬渡臺之后的藝術(shù)成就，畢竟，才華橫溢的溥心畬，在任何環(huán)境中皆能駕馭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心境與風(fēng)貌，信手拈來即英華自現(xiàn)。所以，香港知名收藏家宋訓(xùn)倫在其“舊王孫溥心畬”一文中也提到溥心畬對繪畫的自信：“……他還告訴我，曾經(jīng)有人問他：‘公畫較并時諸賢如何?’他只回答了16個字：‘吾于古人，不敢不勉；吾于今人，不敢不讓。’”
此幅《瓊樓勝景》設(shè)色紙本小手卷，即為溥心畬渡臺前后“小而精”的典型杰作之一。
此畫的造境與題識詩文別具懷抱，在奇絕的山水景致中，壯觀的樓閣依山層層而筑，看似人間山水，卻恍若蓬萊仙境，而在如此華彩燦然的瓊樓玉宇與佳山勝水中，卻空無一人，這在溥心畬常以人物寫景作為點景的山水作品中顯得別有懷抱，而讀其題識自作七絕，方才領(lǐng)悟其中深意，詩曰：“玉樓高過彩云行，霧鬢風(fēng)鬟若有情。燈火春宵歌舞散，半川寒水月空明。”詩境與畫意，似乎都隱喻著溥王孫由皇親貴胄所居的偌大恭王府不得不渡臺蝸居的故國之思，而溥心畬幸有知天命的豁達天性，即使繁華落盡，也只以“半川寒水月空明”淡然處之。觀此畫讀此詩，不得不喟嘆落魄王孫天淵之別的境遇，也不得不佩服溥心畬以詩文書畫遣興抒懷的看穿世事了。
云斷津門雁已無，蘆臺寒夜響鵜鶘。
相思欲寄雙魚去，春水桃花滿直沽。
楊柳青青發(fā)擢影，宓妃羅襪欲凌波。
妾家住近孤云寺，惟問行云意若何。
幾家蕭瑟住橫塘，世亂民窮亦可傷。
喬木已無官舍盡，行人誰問水西莊。
溥儒 寒江歸舟 鏡框 設(shè)色紙本
此箑溥儒寫寒江片片歸舟，孤寺隱于山林，荒涼蕭瑟的場景與詩文開首“云斷津門雁已無”不僅讓讓人想起南宋時深懷亡國之痛，隱居不仕的詞人蔣捷的名句“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fēng)。”而詩文中的孤云寺，原名白馬廟、白廟，位于天津的河北區(qū)西北隅，《天津縣志》有載：“孤云寺，原名白廟，在城北潞河?xùn)|岸，有圣祖(康熙)御書賜額。”
昔日溥儒皇祖康熙微服南巡時，白廟河畔春和日麗，故康熙以李白《獨坐敬亭山》中：“孤云獨去閑”的名句賜題匾額“孤云寺”。而如今江山易主，舊王孫以此入畫，滿目蕭瑟，一腔故國情思，萬般離愁余恨皆蘊藏于此。
雪衣堪舞鏡，玉羽下云端。
何日瑤池去，高飛伴彩鸞。
溥儒 白孔雀 鏡片 設(shè)色紙本 56×14cm
來源：作品為美國加洲回流。
溥氏傳世作品中以大型禽鳥為畫面主體者則屬較為稀有。
此幅《白孔雀》是溥心畬寓臺時期所作，為其畫作中的稀有題材，而此件作品是目前所知同一題材作品中尺幅最小的一件，殊為難得。白孔雀的畫法也頗為特殊，以鉛白準確的寫出孔雀的身形和羽毛，再根據(jù)造形所需，于身形白羽間留下紙質(zhì)底色，形成一種“鏤空”的立體層次，將中國繪畫“計白當黑”的精神，于此作中衍申為“計黑當白”，形成另一種“虛實相生”的趣味，由此不得不令人欽佩溥王孫的過人思路與高逸的文人情懷……（閱讀全文）
朱影鳴瓊佩，清聲響碧虛。
溥儒 朱影清聲 鏡框 朱砂紙本 58×30cm
國畫貴有格調(diào)，畫竹尤是，溥儒此幅《朱影清聲》不單以技法取勝，畫格更高，有皇胄之風(fēng)。
作品布局獨特，只截取一段竹子主干，上不見梢，下不見根，以枝葉穿插其間。立竿運筆剛勁、墨色停勻；以濃色點節(jié)，元代李息齋在《墨竹譜》曾云：“立竿既定，畫節(jié)為最難。” 畫中竹節(jié)筆法頓挫，生動自然，可見其用筆精妙。竹葉正鋒、側(cè)鋒兼施，運筆迅捷，又有新老之分，轉(zhuǎn)側(cè)低昂，雨打風(fēng)翻，各具姿態(tài)，可見落筆前已經(jīng)成竹在胸，竹之硬朗剛強、高風(fēng)亮節(jié)、瀟灑柔韌被描繪的淋漓盡致。
溥儒身為皇族宗室，處于戰(zhàn)亂四起，風(fēng)雨飄搖的年代，而其自清室退位，寄情詩文書畫，甘于平淡，又力拒溥儀偽職之約，其錚錚風(fēng)骨、天賦才情一如此朱篁，留清響于碧虛，余韻不絕。
溥儒 仿漸江山水 立軸 設(shè)色紙本 1933年作 149×26cm
著錄：《溥心畬書畫集（卷上）》第12頁，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溥儒與漸江，不論在學(xué)習(xí)上、心境上、品格上皆相契合。溥儒此作，蕭疏幽遠，筆簡意賅，確為深得漸江意旨之佳品，亦為溥儒一生中極為稀有之杰作。事實上，溥儒于山水小品中多見倪瓚荒寒逸興之趣，而漸江繪事亦取法云林，可謂同出一脈，故而溥儒此作能將漸江簡筆勾寫，淺絳賦染的開闊氣象表露無遺，亦可從中窺見溥儒繪事能簡能繁，能寫能工，能放能收的深厚筆墨根基與過人天賦才情……..（閱讀全文）
溥儒 海岳石丈圖 鏡框 設(shè)色紙本 24×26cm
著錄：《溥心畬書畫全集·花鳥篇》第69頁，（臺北）乾隆圖書無限公司，1978年8月。
宋代的書法家米芾嗜石成癖，曾有拜石典故，據(jù)《宋史·米芾傳》記載：宋徽宗大觀年間“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丑，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宋以后的近千年，中國賞石界一直把米芾賞石的“皺、瘦、漏、透”奉為金科玉律，此作以米芾所拜石丈為題，反映了生長于恭王府的溥儒對賞識文化的見解，別有意趣。
溥儒 行書五言聯(lián) 對聯(lián) 水墨紙本 69×15cm（×2）
作品原裝舊裱，為溥心畬寓居臺灣時期的作品，所錄聯(lián)句最早相傳為東晉王羲之所書。溥氏行草宗二王、米芾，此作骨力剛健遒美，意境高古，而又能飄灑絕塵，為其難得的大字行書精品。
溥儒 行書自作詩 鏡片 1951年作 107×33cm
作品上款人張齡（1910-1979），湖南湘潭人，字“劍芬”。號“無諍居士”。自幼長於詩文，曾任國民政府秘書，并任教于東吳大學(xué)中國文化大學(xué)等，寓臺灣時期與李漁叔、溥儒等多有唱和。其書法及所撰詩、文、對聯(lián)頗為佛教界所稱道，臺灣各大寺院多留有其墨跡。作品清逸絕塵、蕭散飄逸，為溥儒以自作詩寫贈臺灣詩文界好友的精品，同時也反映了溥儒在臺灣的詩文交流，殊為難得。
【編輯：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