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江組作品“最后一天·最后一搏”
陽江是一個在廣東西南部臨海的三線城市，“陽江組”由藝術家鄭國谷、陳再炎、孫慶麟創(chuàng)辦于2002年，那些關注社會底層的作品往往直抒胸臆，即興無常態(tài)，無奈與幽默并存，慘淡和興高采烈同在。
針對正在上海舉行的陽江組個展，文藝批評家吳亮、廣州博爾赫斯書店負責人陳侗、藝術家楊詰蒼，以及陽江組的成員之一鄭國谷針對“什么是底層人民愛看的藝術”展開了討論。
不以為然的展覽？
吳亮：展覽的作品很奇怪，表現(xiàn)底層，來看的人除了關心藝術的、觀念藝術的以外，就是媒體了?，F(xiàn)在很多問題非常矛盾，批評家、藝術家又會說老百姓很重要。
陳侗：這些畫說底層人民愛看，里面其實有一個悖論，我們不喜歡的那一點恰恰是專業(yè)的問題。如果是白描的話，一點問題都沒有。老百姓完全接受白描，跟專業(yè)語言很像。
鄭國谷：我們大概的意思是要忘掉現(xiàn)實的條條框框。那我們怎么樣忘掉現(xiàn)實的條條框框呢？我們找到“不立一法，不破一法，有法皆立，有法不破”這四句話，寫在墻上。陽江組的展覽是一個空間一個作品。“不立一法”字樣的對面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搏”，那是賣衣服的。賣衣服剛開始肯定是最真誠的，表現(xiàn)出“我真的很慘，真的不行了”。我在這里看到有意思的是，中國的悲慘或者商業(yè)上的悲慘，但不可以公開抗議。但是有一個很好的可能性，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像游行一樣，真實地可以在我的大廈內(nèi)我自己的地方里游行，用很多“跑路”啦、“進行處理”、“跳樓價”這樣的招貼畫，現(xiàn)在變成商業(yè)手段了。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我們這個作品別人可能會看到跟現(xiàn)實的店面有點不一樣，我們是總結了很多店面，就為了要做一個我們理解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搏”。
吳亮：現(xiàn)在當代藝術已經(jīng)到處都是政治了。
陳侗：是這樣子的，跳樓啊，大甩賣啊，藝術家不是一種宏觀的觀察才得到這些，但是在做出來之后這個是很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它不會形成事件。
吳亮：所以偶然性的東西會更多一點。
鄭國谷：有些我們覺得不合理，法律上，我們沒有跟它對著干，但我覺得這只是法律跟不上現(xiàn)實而已，或者這個現(xiàn)實太硬了，我們作品要去軟化這個現(xiàn)實。
楊詰蒼：上海藝術界對于這個展覽不參與是吧？很少在展覽開幕式上能夠見到上海的藝術界或者收藏界人士。
陳侗：上海大，不可能出現(xiàn)那種熱鬧的場面。
楊詰蒼：覺得如果一些國內(nèi)的藝術家沒有一種積極性，如果在歐洲比如說在巴黎有一個這樣的展覽，基本上專業(yè)領域的人都會來，你不喜歡可以不屑一顧，但是得有一種參與感。但我估計北京也差不多，我在北京也做過展覽，實際上那種參與感不夠強烈。策展人侯瀚如做過一個展覽，在上海的外灘美術館，也沒人來。開幕吃飯說請也沒請到多少人，我就想通過這個信息問，現(xiàn)在中國國內(nèi)藝術家們的關系是怎么樣的？開幕的時候不來看，是不是就不以為然？
吳亮：我也像你一樣觀察過，看上海當代藝術從1980年代末到現(xiàn)在我也看了二十多年了，但我也不是每次都看，因為有些藝術家我很熟，那他有些東西我就可以不去了，打個招呼我以后再來看都沒問題。
楊詰蒼：在歐洲，當代藝術這個東西是看得很高的，很多哲學家很多名人都會來通過當代藝術找到一些啟發(fā)，所以它在西方就像湯上面一層黃油一樣。一個政府把文化和藝術放到重點來做，如果你基礎不夠厚，那么這個是空講，基調都沒有，所以我覺得教育也非常的失敗，根本上還是要回到教育里。教育出問題了。
吳亮：中國的教育問題解決不了。
楊詰蒼：解決得了，可以解決。這個你不能解決也要解決。我覺得把它那種作為公司來搞教育的那套東西改變掉就可以解決了。這個是可以解決的，有很多好的經(jīng)驗。社會主義的時候有很多好經(jīng)驗。但扯得比較遠了，扯到一種現(xiàn)象。
吳亮：國家的統(tǒng)一的教學大綱，所有考試導致應試教育，所以價值全都是單一，沒有什么差異性。像鄭國谷這種作品在西方是很自然，也不用講西方了，像印度啊好多小國家，都無所謂的。你說你有錢，我也覺得很自然，像印度尼西亞那些人，他們過日子從來不會去嫉妒別人。中國不是這樣，現(xiàn)在全都開公司。
楊詰蒼：我記得有一次晚宴在法國大使館，一個很富有的法國收藏家來，當時還請了很多北京的名人。法國藏家問當代藝術為什么現(xiàn)在在中國這么貴呢，中方策展人就說貴好啊，貴的話全中國人民都注意當代藝術，包括你們外國大款也注意到中國當代藝術。這話就不對了，如果要把貴當作別人在關注一個文化現(xiàn)象的前提，那是教育出問題了。但沒想到中國當代藝術過了幾年更貴，前一陣子拍賣場兩億多港元一張畫，這個肯定是災難性的，中國當代藝術肯定也是災難性的?，F(xiàn)在人們也開始注意到當代藝術，為什么那么貴。當代藝術是貴族文化，不是給每個人看的。
鄭國谷：那現(xiàn)在還卡在一種向“錢”看的狀態(tài)，這就變得跟當代藝術有些脫節(jié)了，比如當代是另外一種實驗，是一種探討性的方向。向“錢”看了，富人的趣味把價格拉上去了，但是它跟當代沒有關系。只是一個有錢人的取向，他按照他的意愿讓那張畫貼了一個比較昂貴的標簽，但是這些商人是很懂的，知道只要我貼了這個很貴的標簽，連陽江小城的鄉(xiāng)下人都知道，大街小巷都會議論，這就成了一個事件了。原來商人是制造一個事件，他跟當代的探討沒有關系。中國藝術圈是精神分裂的，一個往這邊走，一個往那邊走，搞不到一塊兒，可能未來會好一點。
吳亮：西方的教育是，他們?nèi)丝诓欢?，中產(chǎn)階層及以上的家庭從小就受到熏陶，他們?nèi)粘Ｉ钪谐錆M了藝術，借此談問題、討論，他們對藝術非常有興趣，喜歡談。但在中國很少。
楊詰蒼：在巴黎看電影是排長龍的。
精神不是唱出來的
吳亮：我之前在大學或者美術館做講座，是一個非常開放的話題，我對大家說還有時間你們可以提問題。結果一個人也沒有提問題，聽眾已經(jīng)失去了提問題的能力，所有的問題老師給到他們，它有一個標準答案。一個問題就有一個標準答案，而不是說一個問題會有十個答案。教育就是這么出問題的。大學生尤其還是藝術系的，他們都不想提問題，而且如果這個講座是說著玩的，不算考試，學生也就愛聽不聽，沒興趣了。你所提的問題你覺得很有意思，但他對這個很陌生，而且對這個問題背后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能力的缺乏自然不用說，比如他歷史方面知道秦始皇或者很喜歡看清宮戲，但是“文革”不知道，黨史不知道，民國初年不知道，全都不知道。知道的也全錯的。然后這些人好不容易考進藝術學院，是想以后過上比較好的高級生活，我還在談論城市生活，可能他自己老家就破破爛爛的，在農(nóng)村里，你的講座卻還在這里討論這個。你所關注的東西都是他所逃避的。
鄭國谷：考美院有個好處，你文化課分數(shù)不夠格的話你還可以走這條路，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臨時抱佛腳。而且現(xiàn)在那種速成班很厲害的，它可以一個月教會你考美院的所有方法，但一切只是應付考試的。速成的馬上能找到一個規(guī)律，那現(xiàn)在制造一個藝術家他也可以找到一個規(guī)律，迅速地培養(yǎng)一個藝術家。
楊詰蒼：中國不夠培養(yǎng)一個人的敏感性和創(chuàng)造力，這點歐洲是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歐洲白人比較喜歡創(chuàng)造，有個性，前面講到歐洲的教育，這個是比較個性培養(yǎng)的。我在法國看到小孩拿的課本，每個學校的老師可以決定學生課本去買什么，每個學校的課本同一個年級不一樣。而我們這里十幾億人都是同一個課本，所以他們是老師很重要，你選擇什么學校碰到什么老師，它的統(tǒng)考不是說學過這個就考這個，它是跟你平常成績都掛鉤的。德國更離譜，德國下午都不用上課，更多的時間給你們自己去分配。人家出人才啊。我們這里搞到晚上十二點一點還在搞功課，這就沒有辦法去討論問題了。我們的學生到了社會沒辦法去接招，一個招過來就沒辦法接了。
吳亮：中國教育是要你去背答案，不是去思考。
陳侗：前些年，十多年前，我跟法國的一個教材出版社合作，因為他們的教材有個當代作家的訪談，我要用那個訪談，我就要了那書的版權，我說你們還有什么出版物我也想看看，他們就很謙虛地說哎呀我就是出教材的，這要是放在中國，他們哪里管那么多啊，他們寧愿多做點生意。但是法國人就很謙虛，我是做這行的我就只是做這行。他告訴我，我們不能合作，因為我不是做教材的。
楊詰蒼：通過昨天的觀察我就覺得還是一個教育的事情，孩子們心態(tài)打不開。剛好（陽江組）他們的風格跟這個是很一致的，很創(chuàng)造性的。
陳侗：這個事情可能真的是要慢慢來。
楊詰蒼：我們需要搞文化，文化應該有這樣的高度來去看，去看政治，去看經(jīng)濟，去看一切，要文化還是文化。文化是一個靈魂上的東西。我們是只能看到物質和反物質，就是說物質和精神，我們看不到的是暗物質和潛物質。我們一直在搞精神文明，要怎么去產(chǎn)生精神文明？怎樣去產(chǎn)生反物質？如果沒有物質的基礎，和潛物質的這種結合，產(chǎn)生不了精神文明。我們的科學家、政治家不懂這個世界怎么構成的。以為我們物質有了，就可以有精神。連廟里面都是搞經(jīng)濟的，精神怎么出來？精神不是唱出來的。
吳亮：有個詞叫寬容，和兼容。在外國存在，這就是叫做差異多樣性。這個多樣性在中國就不可能。只能是一元的。
鄭國谷：于是就把中華文化打造成快餐。只要你點喝茶，有人就會告訴你，喝茶是怎么樣的?；蛘吣銓W點書法，有人就會有固定的書法，就把以前的傳統(tǒng)，用一個模子固定下來。
楊詰蒼：還會請來幾位相互表演的，少林功夫，什么跳舞，這些都非常酸，這看得你實在是要吐。參加今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更慘，那看了是真的不好意思。中國人蜂擁而至，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在那里看真是無地自容。很多人就是拿了錢，就去搞得像擺攤一樣，然后因為去過威尼斯雙年展回中國又到處做講座?，F(xiàn)在的威尼斯雙年展根本不是原來的威尼斯雙年展。今年法國的這幾次展覽也是如此，中央美院也來了，范迪安、法國總統(tǒng)的名字也擺出來，我認為把名氣都搞壞了，這都是亂搞。借用了一個人的名字，擺了幾個地攤，中央美院的幾個教授照片擺在上面，這叫對外文化教育？這不能讓他們再這樣搞了，丟臉的。有人搞一個園子，放煙花啊，吃飯啊，看他做愛啊，看船飄過啊，作為中國人，這種藝術形式讓人不舒服。
吳亮：18世紀以后，英國教育家紐曼最早提出來，大學教育是通識教育。老師只是傳播知識，但不研究，研究會影響傳播知識，老師跟研究人員不同。后來到了19世紀洪堡覺得大學一定是研究機關。這基本是兩種理念。二戰(zhàn)以后，紐曼的東西復活，大家又認同通識教育。還有一種是藝術教育。藝術教育、通識教育這兩種東西現(xiàn)在中國都沒有。大學里面研究嗎？全是抄論文，抄來抄去全是抄。
楊詰蒼：中國有一個好傳統(tǒng)師承關系，作為藝術這一塊師承關系還是比較容易出人才。（這種方式也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那年我跟陳侗商量國畫是否應該有一個系統(tǒng)的師承關系，結果學校系主任都不以為然——全用俄羅斯的那一套來教國畫就行了。
吳亮：我們作為個人，只能自救，這種社會問題我們無法解決。
楊詰蒼：永遠都是這樣，不擔心的，自救就是最好的辦法。
鄭國谷：自救或者就像自由一樣，它就變得孤獨了。它就是那樣的。我自由了，其實就是一個個體的解放。
【編輯：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