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鴻爪 書影留痕——王羲之手札《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四字觀之即爽。積雪尚未融化之時，天地間似安靜了下來，青山鍍銀，綠樹鑲玉，涼氣逼醒頭腦，觀雪后蒼茫天地，或得悠閑愜意，或可嗟嘆光景。右軍手札《快雪時晴帖》正如其名，不僅具備豐富的鑒賞趣味，追溯其傳奇過往與其在近代顛沛流離的命運，也不禁讓人思緒萬千。
神乎技矣 萬宗之首
王羲之（321-379年，又傳303-361年），字逸少，東晉著名書法家?，樼鹋R沂（今山東臨沂）人。初任秘書郎，后任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等，世稱王右軍。后因與揚州刺史王述不和，辭官定居會稽山陰（今紹興）。王羲之出身于建康烏衣巷顯赫的王家，是王導之侄。曾與謝安共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他熱衷于詩歌、音樂與書法，除此之外，還有個與其他書法家不同的嗜好：觀鵝，用觀鵝舞頸來妙悟書法之道。當時有渴望王羲之墨寶的道士聽聞其對鵝的癡迷，故心生一計，養(yǎng)得一批肥碩美鵝，邀請其前往觀之。王看過之后果然艷羨不已，道士眼見其上鉤，提出以書經(jīng)一冊換鵝的提議，王欣然應允，攜鵝歸家路上仍掩不住笑容。這個故事也成了一段佳話，以此為題的名畫有元代錢選的《王羲之觀鵝圖》和宋代馬遠的《王羲之玩鵝圖》。
王羲之書法初學衛(wèi)夫人，后來改變初學，博采眾長，草書師張芝，楷書學鐘繇，又遍習蔡邕、梁鵠、張昶等書，精研體勢，增損古法，一變漢、魏質樸書風，創(chuàng)妍美流變之體，所以唐人稱贊他：“兼撮眾法，備成一家，為萬世宗師。”
王羲之在世之時，其書法技藝就已經(jīng)得到世人追捧，相傳有紹興蕺山老嫗持竹扇賣二十錢，無人問津，他路過見此場景，便在每把竹扇上添上寥寥五字，開價百錢，人們競相購買。散落于史料野史中的王羲之形象比較自負，說其常自稱；“我的書法和鐘繇相比，可以說不相上下；和張芝的草書相比，也如同大雁排行。”還記載他曾經(jīng)寫信給別人說：“東漢張芝臨池學寫字，池水都變成黑色，如果天下人都像他那樣沉迷于書法，也不一定比他差。”
不過此等自負發(fā)生在王羲之身上，也真是名副其實。他的書法除為當時人所推崇外，也極為歷代學書法者所崇尚，被奉為“書圣”，浩瀚歷史中的種種贊譽，僅擷幾筆，也可管中窺豹：梁武帝蕭衍評其書曰：“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又有唐宗李世民贊道：“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壯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qū)區(qū)之類，何足論哉！”而大詩人李白有詩《王右軍》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jīng)，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書法作品本身因其材質所限，保存難度較大，再加上王羲之所處晉代距今已有千年，作品的保存狀況就更讓人扼腕嘆息。唐太宗時，王羲之的書法有3000多卷，到宋太宗時只有160余件，而到今天則真跡全無，僅存摹本20件。現(xiàn)存作品行書以《蘭亭序》（神龍本現(xiàn)存北京故宮）為代表作，草書以《初月帖》（唐摹本現(xiàn)存遼寧省博物館）、正書以《黃庭經(jīng)》（宋拓本現(xiàn)存北京故宮）最為著名。
手札寄情 羲之頓首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此書信手札《快雪時晴貼》傳為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手札行書，紙箋縱23cm，橫14.8cm，共4行，28字。根據(jù)斷句的不同，大意在細微之處有所差別，如今被廣泛接受的斷句方式大意是指：“快雪過后天氣放晴，時景佳妙。想必你可安好。事情沒有結果，心里郁結，不詳說。王羲之拜上，山陰張侯啟。”
斷句有兩處異議：其一，“快雪時晴佳想安善”中“佳”字斷句。當代書法家啟功在《晉代人書信中的句逗》一文中認為是“佳想安善”，并書有“佳想安善”的題字；而祁小春則認為應是：“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其二，“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中“王”字斷句。從褚遂良《右軍書目》“行（草）書部五十八卷”可見，“羲之頓首”是當時王羲之書信的常見用語，而自稱“王羲之”的狀況鮮有所聞。至于在一封手札中為何有兩遍“羲之頓首”現(xiàn)無人可考。
《快雪時晴帖》手札分為三行正文、“山陰張侯”以及紙箋左下方的小楷“君倩”二字。從褚遂良《右軍書目》可知此本與原本之間內(nèi)容大有所別。另有研究引米芾《書史》記載，此帖以真字為主，只有幾個行書，而此本是行書帶草書，可見此本與北宋所見亦有不同。有推測稱“山陰張侯”和“君倩”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君倩”二字筆意與信札行筆筆意不同，米芾認為“君倩”指梁秀，但史書未見其人，不詳其生平，也有人認為指唐高祖的駙馬薛君倩，猜想為收藏者的題名。
考證結果及各家猜測都不能代替王羲之快筆書寫手札時的狀態(tài)和心情，如果說“快雪時晴”、“安善”所傳遞出的基調(diào)為晴雪時快，問候安康；那么，信中內(nèi)容所及的“未果”、“力不次”等則為這封信札和王羲之所遇平添了一些惆悵與擔憂。信中只寫剎那的事情，表達了王羲之面對世事的虛無感，蔣勛對此解釋道：“在王羲之流傳下來的各種‘帖’中，內(nèi)容不少都表現(xiàn)出王羲之對戰(zhàn)亂的無奈，其中‘奈何、奈何’，便時常出現(xiàn)在《快雪時晴帖》、《喪亂帖》等帖中，表達出王羲之在戰(zhàn)亂中經(jīng)常面對死亡，令其產(chǎn)生了巨大的幻滅感，而‘不次’（不講了）亦是王羲之愛用的詞語，總在提到不能改變的人生悲劇時，就寫下‘不次’。”
眾所周知，東晉盛行道教，王羲之本人亦癡迷于此，喜好服用丹藥，其中有一種“五石散”以鐘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黃、赤石脂五種石藥制成，服用后伴隨毒性發(fā)作，體內(nèi)產(chǎn)生巨大的內(nèi)熱，需要一整套復雜的散發(fā)程序，才能將藥中的毒性和熱力散發(fā)出，相當耗費體力。王羲之受丹藥困擾，“劣劣”等字眼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他的尺牘中?！犊煅r晴貼》僅28字，就可見墨色由濃轉淡，筆畫由粗轉細，字體由行轉草，可見其體力不勝。
除了認為《快雪時晴帖》確為王羲之所作之外，也有將《快雪時晴帖》論斷為“拙劣的偽作”的。徐邦達曾說：“此本我閱過二三次，覺得紙墨昏暗，筆法滯泥不生動，其牽絲帶筆處，極不自然，如‘頓首’‘果’‘為’等字，更為明顯，定是后世勾填，且非善本。”吳湖帆先生在1934年受邀赴故宮鑒定文物“乃將其中贗偽者抄為一冊”，題名《燭奸錄》，首條便是《快雪時晴帖》。從流傳下來的唐摹晉帖可以看出，無論是天津的《寒切帖》，還是臺灣的《遠宦帖》，還是藏于日本的《喪亂帖》、《孔侍中帖》，均描摹得生動精致；但《快雪時晴帖》卻顯得滯氣，不靈活。但如果將其與王羲之在信筆書寫之時的身體狀況聯(lián)系起來，則傳為真跡的此帖似乎并非那樣令人失望。
盡管爭議頗多，但現(xiàn)在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這件《快雪時晴帖》，還是普遍被大眾認為是唐代書法家臨摹復制的作品。采用雙鉤填廓法——用一張透明的薄紙或是涂了蠟的紙，鋪在原作上描出輪廓，再將其描在要復制的紙上，然后按原樣用墨填寫。這樣的復制品幾乎與原跡一樣，保持了原作的神韻。
雪泥鴻爪 書影留痕——王羲之手札《快雪時晴帖》
三希之首 隔岸相望
《快雪時晴帖》除了王羲之那28字所帶來的吸引力外，遠超于作品字數(shù)本身的各種題跋款識、收藏印章等也是一大關注看點，這些歷經(jīng)各個朝代層層疊加而成的題跋印章們，清晰地為我們展開了這個帖子幾百年來騰轉挪移的收藏史。
這件唐代的摹本先是被宋徽宗收入了宣和內(nèi)府，后輾轉出宮后被“蘇氏”所藏，米芾與“蘇氏”之子交往友善，他用自己收藏的書畫，換到蘇氏家藏三本摹帖中的一本《快雪時晴帖》，藏于自己的“寶晉齋”中。米芾相當珍視這件作品，曾多次在其文章中提到此帖，也曾經(jīng)翻摹過它。米芾在《書史》說《快雪時晴帖》：“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在《海岳題跋》有記之：“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之不與，已乃翦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摹本，乃見還。”米芾所藏可見是有“褚印”版，他特別強調(diào)了另一版“無褚印”用以區(qū)分。
后此帖入元內(nèi)府，有趙孟頫“奉勅恭跋”親筆：“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晴帖晉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明代詹景鳳指出，此跡筆法圓勁古雅，意態(tài)閑逸，對趙孟頫的行書有很深的影響。從用筆來看，此帖多圓鈍的用筆，點畫勾挑都不露鋒，結體平穩(wěn)實稱，在優(yōu)美的姿態(tài)之中，流露出質樸內(nèi)斂的意韻。自元明開始，隨著士夫身份地位的提高，文人墨客好于摹古，借著對晉代名士風骨的延習，此本《快雪時晴帖》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視。成為宮廷內(nèi)府的稀世珍品。登堂入室，成為供奉在廟堂的典范，敢對其真?zhèn)伪б芍耸窡o可查。
明代由朱存良藏，后經(jīng)王穉登，轉手吳國廷、劉承禧。劉卒后又歸吳國廷。明末之時，為涿鹿馮銓所得。此人投靠魏忠賢，官位頗高，富有心計。后多爾袞打進北京，馮銓見風使舵轉投清營。馮愛歷代書法，集自魏鐘繇以來的多家名帖摹刻，第一卷便是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故稱《快雪堂帖》，由于大半摹刻出自真跡，故為世人所重。馮銓死后，他兒子為討好康熙皇帝，將《快雪時晴帖》上供給了朝廷。從此，《快雪時晴帖》入藏紫禁城。
清宮內(nèi)對這件作品最為珍愛的自然是最熱衷于收集書畫精品的乾隆。他將內(nèi)府三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珣《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列為“三希堂”，由乾隆御題書匾藏于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nèi)。作為“三希”之首的《快雪時晴帖》，數(shù)十年間，被數(shù)十次寫下題跋、題詩。乾隆在帖前寫了“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八個小字，“神乎其技”四個大字；又曾說：“龍?zhí)扉T，虎臥鳳閣”；又因全書28字，字字珠璣，將之盛譽為“二十八驪珠”。除此之外，乾隆還命其臣子題字、作《快雪時晴圖》，為該帖冊頁增添數(shù)開。乾隆十二年（1747年），宮廷精選內(nèi)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書家134家真跡，其中包括三希在內(nèi)，摹勒上石，命名為《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閱古樓”，把上述刻石嵌在樓內(nèi)墻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范。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為保護《快雪時晴帖》增建了一個院落，名“快雪堂”。
《快雪時晴帖》安穩(wěn)地在養(yǎng)心殿一直待到清宣統(tǒng)末年，溥儀退位后，它的命運又開始了曲折的遷移和流浪。溥儀離宮之前，時間倉促，連一個蘋果都沒來得及吃完，但他仍然密令手下將《快雪時晴帖》從西暖閣中取出，夾帶在離宮行李之中。而在此之前，自知在位時日不多的溥儀已經(jīng)用半年多的時間，以賞賜弟弟溥杰為名，合謀將大批文物偷運出宮。后來在養(yǎng)心殿內(nèi)找到的“賞溥杰單”中顯示，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杰先后把1285件歷代書畫精品、68冊宋元善本帶出了故宮，僅那年的十一月初八一天就“賞”出了26件之多，像是《清明上河圖》、《資治通鑒》原稿等就是這樣流散到了醇王府中。溥儀一直覬覦在重重眼睛盯守下的《快雪時晴帖》，卻始終無從下手，直到離宮那天。
所幸的是，溥儀最后一次盜竊沒能成功。他的行李運出神武門之時，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時晴帖》，接管故宮的清室善后委員會慎重地將這件作品存放在了一個保險柜中，并派士兵日夜看守，密碼鑰匙則由善后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石曾親自保管。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故宮文物開始南遷大后方，其中也包括《快雪時晴帖》。到抗戰(zhàn)結束，內(nèi)戰(zhàn)爆發(fā)時，中鼎輪載著第一批文物從下關碼頭出發(fā)前往臺灣，《快雪時晴帖》也就從此離開了大陸，自此與“三希”中其他“二希”隔海相望。三希重聚，就變成了一個始終未曾實現(xiàn)的夢想。
暫不論《快雪時晴帖》此本的真?zhèn)?，單就其上的題跋印記而言，它的收藏價值就被賦予了多重含義。正如熊秉明雖批評此帖筆法的拙劣，但對該帖的價值做了辨析：“在創(chuàng)作價值上是零；在欣賞價值上是個負數(shù)；在考據(jù)價值上尚可供參考。其唯一可取的是因有這摹本吸引了許多后世的名家在后面題跋，這些題跋、印章大都是真跡，確實可貴。”它被米芾、趙孟頫等欣賞過并留下記錄和題跋，這亦足以令后人珍惜而神往了。目前看到的密布于該帖前前后后及空白處的字跡，的確喧賓奪主，但它們于元明期間，為該帖進入內(nèi)府奠定了基礎，并為清沒之后的政府機構提供了更為確切的收藏依據(jù)，由此，也為該本的保存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在文化鏈形成和傳承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編輯：徐瀹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