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告訴你什么是波普藝術：它只是把外面的拿來放在里面，或者把里面的拿來放在外面，將平常的事物帶到家里。波普藝術是給每一個人的，我不認為藝術是給少數人的，我認為應該要給美國民眾，反正美國人通常也接受藝術。”這段刊載于1966年11月《另一個東村》雜志的安迪語錄不啻是對波普藝術的最好注解：波普藝術從來不像藝評人企圖挖掘的那樣深奧莫測，它只是通過將日常事物或者人們習以為常的大眾圖像引入藝術，重新定義了藝術的疆界。“如果你想知道關于安迪-沃霍爾的一切，只要看表面：我的繪畫、電影和我，我就在那里。”波普藝術之妙，或許就妙在這表面的深度。
從《二十五只貓名叫山姆和一只藍色小貓》開始
1928年8月6日，安迪-沃霍爾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工業(yè)中心匹茲堡。其父母是來自前奧匈帝國的工人階級移民。三年級時，他得了圣-維特舞蹈癥，一種會導致無意識動作的神經系統(tǒng)疾病，時常住院的童年經歷引發(fā)了安迪對醫(yī)生和醫(yī)院的恐懼。
早在卡內基工學院學習商業(yè)藝術的時候，安迪便初顯藝術才華。1949年，他移居紐約，開始為雜志和廣告繪制插畫。他隨意而松散的、以水墨繪制的鞋的插畫在業(yè)內廣受好評。1954年，他自費出版了一本名為《二十五只貓名叫山姆和一只藍色小貓》的書，限量印刷了190冊編號本。當時安迪大概不會想到：這本早年私印的游戲之作在2006年竟然賣出了三萬五千美金的高價。
“愛沒有席卷這個國家，波普藝術卻做到了”
一切是從康寶濃湯開始的。1962年11月，紐約斯泰博畫廊為安迪-沃霍爾舉行了一次個展，展品包括用絲網印制的康寶濃湯罐頭、瑪麗蓮-夢露肖像、美金紙鈔和可口可樂瓶。幾星期后，在紐約現代藝術館的一個座談會上，藝評人首次提出了“波普藝術”(Pop Art)之名，波普的季節(jié)由此開始。
把超市里司空見慣的日常物件原原本本地畫出來，令一些藝評家質疑“你怎么能說這是藝術？”而另一些則認為安迪追求的是商業(yè)繪畫中的表現性，在嘲諷商業(yè)藝術的同時嘲諷了美國的現狀。但在1962年與藝評家戴維-鮑登的訪談中，安迪這樣說：“我只是剛好喜歡平凡的事物，當我畫它們的時候，我沒有想把它們變得不平凡。”但無論如何，一個看過康寶濃湯展覽的人，再走進超市看見康寶濃湯的時候，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吧？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藝術，“將我們看身邊事物的眼光獨立了出來”，令人們“可以看見一般東西里的價值”。
另一方面，絲網印刷的方式令藝術家在藝術產生過程中的參與程度降低了，這與安迪“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是一部機器”的觀點不謀而合。在1963年《藝術新聞》的關于“什么是波普藝術”的問答中，安迪進一步解釋為何喜歡事物就是喜歡做機器：“因為你每次都做一樣的事情，你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樣的事情。”
1964年，在上東區(qū)的一家畫廊舉行的“美國超市”展上，一切都裝飾成超市的樣子，只是沒有貨架上的超市物品，只有懸掛在墻上的畫作。安迪的一幅康寶濃湯賣1500美元，而由他簽名的濃湯罐頭賣6美元。波普藝術首次廣泛面向大眾，也向更多的人群提出了“什么是藝術”這個終極問題。
“我們都還在實驗”
成名后的安迪并未停步。一方面，他繼續(xù)自己獨特的絲網印刷及繪畫，題材逐漸超越了濃湯和名人。他利用報紙新聞剪貼，開始涉足“死亡和災難”等一系列較嚴肅的主題。在工作室進行的“小便繪畫”同樣引人注目，安迪曾打趣說，尿液里維他命B越多，畫布的顏色就越好看。安迪后來出版的日記顯示：在1977年12月該系列開始制作時，安迪曾使用過自己的小便。評論家一般認為：安迪的“小便繪畫”是對抽象表現主義和杰克遜-波洛克的戲仿。
另一方面，安迪的實驗開始涉足更多的藝術種類：他參加行為藝術表演，為地下絲絨樂隊設計唱片封套，拍攝各類照片，但其最主要的實驗方式還是電影——或者更準確的說，實驗電影。
他的第一部電影《睡覺》長達八小時，但八小時全是詩人約翰-焦爾諾在睡覺。安迪這樣描述：“就是約翰睡覺睡了八個小時。他的鼻子和他的嘴巴。他的胸在呼吸。偶爾，他會動一下。他的臉。哦，實在太美了。”在安迪最著名的訪談“我的真實故事”里，他說：“看我電影的時候你可以做比看其他電影更多的事，你可以吃、喝、抽煙、咳嗽，或看看別的地方再回來看，電影還是在那里，它不是典型的電影，只是我的電影。”
其實安迪的“非典型電影”和他崇尚表面和真實的哲學一脈相承。在1965年《電影文化》雜志的采訪中安迪被問及是否想與當時的女明星卡羅爾-貝克合作，安迪說不想，因為“對我而言……她太有演技了。我要真實的人。
安迪的早期實驗電影無一例外地追求這哪怕令人覺得無聊的真實：《帝國》是長達8小時的關于帝國大廈的真實影像，《口交》是連續(xù)35分鐘拍攝一名男演員接受口交時的面部表情，《吃》是一個男人花45分鐘吃掉一個蘑菇……安迪把這些電影稱為“直率的電影”。而他最著名亦最成功的電影當屬1966年的《雀西女郎》。他在電影里同時使用兩個16毫米鏡頭講述不同的故事。其多重敘事的手法至今仍被廣泛應用。在1967年接受《藝術》雜志采訪時，安迪這樣評論道：“這是一個關于人類情感和人們生活的實驗電影，所有和人性相關的，我覺得都不錯。”至于用雙銀幕，安迪認為這“可以讓觀眾緊張并且困惑，有很多事在發(fā)生——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然而一場槍擊事件令安迪決定放棄電影創(chuàng)作。
“我槍擊了安迪-沃霍爾”
1968年6月3日，瓦萊里-索拉納在安迪的工作室“工廠”企圖槍殺安迪，安迪的胸部嚴重受傷，在醫(yī)生進行人工按摩后才幸運地脫離危險。在此之前，瓦萊里-索拉納是工廠的邊緣人物，她成立了一個名叫S.C.U.M.的分離派女性主義組織，并參演了安迪1968年的電影《我，一個人》。在襲擊發(fā)生之前，索拉納曾到工廠欲向安迪討回她的劇本但遭拒，原因很明顯：安迪已不知將它放在何處了。教人不寒而栗的是，安迪曾在兩年前的一篇訪談中談及這個劇本：“一個女孩打電話來要給我一個電影劇本，叫做《抬起你的屁股》，我認為這個名字很好。”
槍擊事件發(fā)生后，工廠加強了保安措施，但槍擊事件對安迪的影響——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依然顯而易見。安迪此后將他的電影事業(yè)交給了保羅-莫里森打理，雖然依然打著沃霍爾品牌，但電影逐漸趨向敘事主導的主流B級電影。
槍擊事件直到如今還激發(fā)著電影人的靈感。1996年，導演Mary Harron決定將此事件搬上大銀幕。他最初的想法是拍一部紀錄片，但他發(fā)現根本沒有索拉納的影像資料，也沒有什么當事人可以談論她。于是他只好自編劇本，將之拍成了劇情片《我槍擊了安迪-沃霍爾》(I shot Andy Warhol)。Harron獲準復制安迪的部分繪畫和絲網印刷品用于電影拍攝，條件是電影拍攝結束后必須銷毀。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在西雅圖和斯德哥爾摩電影節(jié)上獲得4項大獎。
“很難去面對鏡子，里面什么都沒有”
與風起云涌的六十年代相比，安迪在七八十年代要安靜得多。除了在1973年制作了著名的***肖像外，他在這一時期更多顯示了他的企業(yè)家才能，他出版了《安迪-沃霍爾日記》、《安迪-沃霍爾的哲學》、《波普主義》等多本著作，創(chuàng)辦了時尚雜志《訪談》(Interview)，并提攜了包括Jean-Michel Basquiat在內的年輕藝術家。 他在大量訪談中名言迭出，仿佛一個品牌經理維護著他特有沃霍爾標簽。
他糾正了自己六十年代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他說對那句子他已經厭倦了，他把它改成了：“在15分鐘之后，每個人都會出名。”在接受《芝加哥太陽報》采訪時，他又說：“我只是覺得人們應該在同一時間做兩件事情。”他的名言總是那么直接而表面——“我從來沒有不在狀態(tài)，因為我從來沒有狀態(tài)”。“你仔細想想看，百貨商店就是一個博物館。”
如此總總，安迪把訪談也變成了一種沃霍爾式的藝術：
“你看鏡子里的自己嗎？”
“不，很難去面對鏡子。里面什么都沒有。”
1987年2月22日清晨6點32分
20年前的一個清晨，波普教父安迪-沃霍爾因心臟病突發(fā)，在紐約去世，遺體運往故鄉(xiāng)匹茲堡落葬。小野洋子等藝術家出席了葬禮。1987年4月，《藝術快訊》雜志刊載了安迪-沃霍爾最后的訪談。他依舊是那個安迪，那個既表面又深刻的安迪——
“生活是幻象？”
“對，是的。”
“什么是真實？”
“不知道。”
我愿意將這段對話當成安迪-沃霍爾最后的作品。
【編輯：陳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