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受訪者提供
余德耀做藝術的快感，跟之前做企業(yè)家時的快感完全不同：企業(yè)家的快感大多來自數(shù)據(jù)，而數(shù)據(jù)背后很多煩心事，股票漲跌，心情就漲跌。但是投身藝術之后，很多事情讓他心里美滋滋的，根本不需要別人奉承
余德耀印尼華人企業(yè)家、藝術慈善家和收藏家。他的收藏始于中國當代油畫，如今已建立起一個相當可觀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體系。作為亞洲的頂級收藏家，他的收藏也逐步拓展到亞洲藝術以外的西方藝術。一直以來，余德耀舉辦藏品展覽，并大力支持國際專業(yè)藝術機構的借展，以增進公眾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理解和欣賞
余德耀更瘦了，衣服穿在身上有點飄。這一天，他貼身穿著美術館最近的熱門展覽《KAWS：始于終點》的衍生潮品T恤，大紅色，黑色的亂線繡出一只大玩偶，他伸過來的手依然握得很用力，不像一個病人。
兩天后，8月13日在余德耀美術館，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軍官勛章頒發(fā)給了他，這是法國政府頒授的最高榮譽，也是世界上最為著名的勛章之一。曾經(jīng)得到這一榮譽的華人只有董建華、陳竺等寥寥幾人。歷來這種榮譽勛章的海外頒獎都在領館，意即在法蘭西的屬地授勛，這一次移到美術館也是破例。大伙兒都知道，余先生病重，要為他節(jié)省體力。在他的主場授勛，亦可視作對他這些年在藝術領域的功勛進行褒獎。
他很少接受采訪，這位印尼的農(nóng)業(yè)大亨秉承了老派華僑企業(yè)家的傳統(tǒng)，認為做大于說，對頻繁在媒體上拋頭露面總有一絲不習慣和不認同。他的團隊不斷地說服他——民營美術館是文化的事業(yè)，又是起步階段，曝光率很重要，藝術普及總是需要人出面鼓與呼——他才在美術館開幕前后接受了幾家媒體的訪問，之后，又是沉寂。
兩年前，他查出胰腺癌，晚期。這兩年的日子，除了配合治療，他就在懸心：在他身后，美術館將往何處去？他的那么多收藏將往何處去？他物色、走訪了許多地方，想尋址建造永久展館，都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如愿。這促使他接受采訪，“我要把我的心聲講出來。”
“整個中國當代藝術史，特別是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我有比較完整的收藏，這一批東西可以說是中國當代藝術史的寶藏。這個歷史階段現(xiàn)在只有兩個人有比較完整的系統(tǒng)性收藏，第一個是?？讼壬?，但是他已經(jīng)捐給了香港，第二個就是我。當然香港方面也一直在找我，希望我能夠捐贈，或者長期借展。但是我想，如果將來，中國的學子、藝術家、學者，或者任何一個對藝術有愛好的人士，他們想要真正地學習研究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脈絡，卻不能在大陸任何一個機構看到完整的系統(tǒng)展示，而是要去香港看，我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交足十年學費
余德耀生于雅加達，長于新加坡，他從生產(chǎn)畜牧業(yè)起家，后成為印尼很成功的農(nóng)業(yè)企業(yè)家。2004年開始介入收藏，一開始純粹出于興趣，“見好就收”。這種完全基于個人直覺的收藏并不總是正確，他買過不少事后讓他后悔的爛東西，但是也在這個過程中迅速磨煉出了判斷力。
收藏界有個共識，積年的藏家有時甚至比鑒定專家更專業(yè)。無他，只因他們是要自掏腰包真金白銀買東西的，不像鑒定專家只需動動口舌，不擔太大的風險，較真程度也就天然缺了一截。余先生收藏到第三年還在苦惱，有一次，他跟嚴培明聊天訴冤枉：你看，我大價錢也花了，可還常常買不到好東西，老是交學費，這是為什么？
嚴培明哈哈一笑：余先生，十年寒窗苦，你現(xiàn)在才第三年，還有七年的學費，總是要交的。
這句話并沒有讓余德耀焦慮，反倒令他釋然了，既然是必經(jīng)的歷程，那么，來吧！他有意識地補充相應的藝術知識，也交了許多誠摯的藝術圈通人，向那些學問人品都出色的學者和策展人請教，濃厚的興趣加上學習能力讓他沒有走太久的彎路，待到第四年、第五年，他明顯上了正軌，收藏的眼光和藏品的品質(zhì)都有了質(zhì)的飛躍。
余德耀對裝置藝術著迷，不光是因為體量和與之匹配的雄心，他覺得強烈而直觀的藝術形式，已經(jīng)超出了美學的范疇，可以承載政治、哲學、心理、社會、人類學等復雜層面的意義，觀點更加豐富和多元，“裝置藝術可以說是三維藝術，也可以是四維藝術，甚至五維藝術，包含著時間線索。當然很多裝置藝術是很難收的，并不是每一個藏家都愿意收這個。”
九千平米的余德耀美術館可用于展陳的空間約六千平米，而余德耀目前的全部收藏如果陳列的話，最保守估計也需要兩萬平米?，F(xiàn)有的美術館沒有辦法呈現(xiàn)這些作品的全貌，因為一旦鋪開，就不能做其他展覽了。這也是他現(xiàn)在仍在尋找藏品永久陳列館的原因。
2008年的金融危機反而成了余德耀在收藏上的豐收年。那一年，美國大宗商品都在暴跌，玉米、大豆粉最嚴重的時候價格跌掉一半，而這些恰恰是余德耀食品行業(yè)的原料成本，他反而成為在經(jīng)濟危機中獲益的人。“大家都在困難當中，反而我的收益非常好，那時候藝術市場很亂，到處都在拋售，特別是國外的基金會，很多好東西流出來，而且便宜，我用很合理的價格就接手了。”包括尤倫斯流出來的作品，他也在隨后的幾年里從拍賣會上接手了不少。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涉足收藏的最初兩年，余德耀“很瘋狂地買了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當時正好有個朋友在建shoppingmall，他就買下了整個頂層，12米挑高的大空間，1200平方，壯觀又漂亮。他就想做個私人club，把那些氣派的大裝置放在這里，然后可以在高雅的藝術氣氛里請客待友，吃吃飯喝喝酒。然而，在裝修的過程中，他的想法漸漸變了，“你做一個私人的東西，一千多平米，空空蕩蕩的沒有人來看。我就想到中國的一句老話：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雖然申請了美術館的牌照，也免費供人參觀，但是在印度尼西亞，當代藝術的氛圍并不太好，觀者寥寥。“我們開了五六年，辦了很多很好的展覽，”他特意留心每天的人流量，“開幕當天一般有幾百個人來，開幕過后，每天就三十個人、五十個人。”
他很痛心，甚至有一種明珠暗投的感覺，覺得浪費了這么好的藝術，于是他決心把美術館帶到中國，帶回它們的故鄉(xiāng)。
美術館選址一直在進行，先是在北京宋莊，后來移到上海嘉定。中國變化太快，要找一處規(guī)則明晰、能安心做事情的地方并不容易，煩惱的時候，他曾在微博哀嘆：愛國無門。
時任徐匯區(qū)區(qū)委書記孫繼偉，也是之前帶余德耀去嘉定的引路人，看到了那條微博，因為當時徐匯正有打造西岸文化藝術區(qū)塊的想法，就領著余德耀看了幾處地方。“第一個地方是龍華廟隔壁的一塊地，我看了覺得靠近廟做當代藝術有點怪怪的。另外一塊地，就是飛機庫，我看到這個就不走了，就愛上它了，一見鐘情，第三個地方我也不看了。”
收藏無需代勞
上海這幾年在當代藝術版圖上的崛起，跟整個上海西岸藝術生態(tài)的完善不無關系，而在西岸藝術走廊中，余德耀美術館和劉益謙王薇夫婦的龍美術館尤其不可忽視。余德耀覺得，西岸是通過頂層設計實現(xiàn)文化崛起的成功案例，而他們有幸參與其間，見證了其飛速發(fā)展。
拿下飛機庫之后，余德耀請日本著名設計師藤本壯介（SouFujimoto）對建筑重新進行設計改造。余德耀崇尚節(jié)能，一開始就跟建筑師討論怎樣能夠比較環(huán)保地利用能源。“我們?nèi)慷疾挥每照{(diào)，就是因為通風設施做得好。我之前做畜牧業(yè)，每天跟風打交道。熱是一個引擎，只要我們能疏導熱空氣往上走，人感覺到的空氣就是一米兩米，只要一直補充空氣來就不會感覺熱。”即使住酒店，他都會隨手關燈，燈就是全球變暖的起源。
因為想盡可能保留飛機庫的原貌，改建比重建受限更大，進度很慢，經(jīng)濟和精神壓力都比較大。到了2014年5月開幕的時候，余德耀的身體健康已經(jīng)出現(xiàn)不好的信號。“當時經(jīng)濟不好，我在印度尼西亞的生意本身壓力也重，又必須買很多的作品去展示自己的實力。而且因為我在中國大陸沒有生意，完全不懂得怎么去和政府人員打交道，所以就走了很多很多彎路。其實那個時候我這個癌在身體里面已經(jīng)開始長了。但當時不知道，也沒有查。開幕的時候，我口腔上面長了一百多個口瘡，暴瘦了七八公斤。”
從2004年介入收藏，到2014年美術館成立，被嚴培明言中，正好交足十年學費。
開幕即亮相，圈里人都趕來看余先生到底收了多少好東西，據(jù)說當時香港巴塞爾有一半的VIP都飛來了上海。藏品展的策展人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美術史家巫鴻，大家也想看看巫鴻挑選藏品的思路。
張洹的《佛手》、孫原&彭禹的《自由》、黃永砯的《蛇塔》、徐冰的《煙草計劃》、沒頂公司的《平靜》、王廣義的《北京胡同的垃圾車》、隋建國的《地罣》、李暉的《門》楊福東的《黃小姐昨晚在M餐廳》……余德耀也有不少國際化的收藏，比如MonaHatoum、奈良美智或崔有讓，但是他的收藏重心還是中國當代藝術，從架上到攝影，從裝置到雕塑，線索十分清晰。
他和巫鴻有個君子協(xié)定，“我說巫教授，你做你的策展，我不干涉。你要從我的藏品里面選任何一件，或者你要借展，你決定就可以，我不參與。但是我的收藏，你也不要參與。如果我買錯了，你要告訴我。但是請讓我自己做決定。因為這個決定對我來說有一種成就感，如果我要靠我的顧問或者學者朋友幫我決定什么可以買，什么不可以買，我就不會努力去學知識，我必須保持我自己的獨立性。”余德耀說，雖然自己尊重知識和經(jīng)驗，在決定是否收藏的那一刻，他還是更相信第六感，相信激情和強烈的感動。
收藏就像扣鏈，歷史脈絡上每一個重要的藝術家都是鐵鏈的一環(huán)，每個藝術家又有不同的階段，哪里缺一環(huán)，補上了，鏈條就逐漸完整起來。
畢其功于一賈科梅蒂
讓余德耀美術館聲名鵲起的一役是“雨屋”，在此之前，他只是在藝術業(yè)界有口碑，但大眾對余德耀美術館的認知并不充分。“雨屋”開展的時候，全上海的地鐵里都貼了“雨屋”的海報，那些下著雨的房間的剪影照片更是在微博上掀起一陣傳播旋風，二十多萬人涌進上海西岸的余德耀美術館展廳，要一睹這個奇幻的互動展覽。
另一個為余德耀美術館攢下專業(yè)口碑的展覽就是2016年的賈科梅蒂大展，雖然是私人美術館，但是這個展覽被譽為中國與法國之間最高級別的文化交流。“一開始我們決定展出50件作品，慢慢又增加到100件，最后在北京簽約的時候，劉延東副總理跟法國外交部長簽約，晚上的慶功宴，我就跟賈科梅蒂基金會總監(jiān)凱瑟琳·格雷妮爾講，既然這個展覽已經(jīng)是國家級別的文化項目，我們能不能做成全球最大的賈科梅蒂個展？畢竟中國有近14億人。凱瑟琳說，可以，但是成本很高。我說，沒有關系，我愿意付出。”
最后，賈科梅蒂的展品從一百多件增加至250件，囊括了他的雕塑、素描、油畫、文獻等等。“后來泰特美術館的館長也參加了我們的開幕禮。她跟我講：你叫我們怎么活呀？明年夏天我們也要做賈科梅蒂的展覽，我怎么跟你比？”
不惜血本也要做出專業(yè)的展覽，除了高額的保險費用，余德耀美術館還延請了盧浮宮的專業(yè)展場設計師來做stagedesign，大機庫改建的大廳體量特別巨大，而賈科梅蒂的雕塑作品尺寸往往很小，這就對展廳布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等比例地再現(xiàn)賈科梅蒂的工作室，以及把所有的頭部雕塑和油畫頭部素描一起陳列，這些獨創(chuàng)性、學術性的想法，最后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這是已故雕塑大師、畫家阿爾貝托·賈柯梅蒂有史以來全球最大個人回顧展，也被海內(nèi)外多家媒體評為年度最佳展覽。
最終有12萬余人來看了這個展覽，這個數(shù)字比起余德耀30萬的預期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也發(fā)現(xiàn)，來看賈科梅蒂的觀眾，整體素養(yǎng)非常高。據(jù)說梁紹基來觀展了五次，葉永青寫文章說，誰要是不來看這個展覽，就是對不起自己。
賈科梅蒂開幕前的一周，余德耀還在美國接受胰腺癌的化療，正是最虛弱的時候，“痛得要命，各種止痛藥罔效，最后醫(yī)生給我開了真正的白粉。”雖然家人和醫(yī)生強烈反對，余德耀還是堅持回國，站在了開幕式上，“這個展覽對我來說很重要，我自己的生命肯定有限，但如果這個展覽不參加的話，我會抱憾終生。”
把收藏永遠留在中國
除了《賈柯梅蒂回顧展》、《安迪·沃霍爾：影子》等國際級大師的個展，余德耀美術館還做了大量旨在弘揚本土藝術家的學術性很強的展覽，比如《南轅北轍：楊福東作品展》、《秦一峰展》、周力的《白影》、孫遜的《讖語實驗室》、周鐵海的《必須》等等，“我希望我們的美術館能發(fā)掘和幫助本土的藝術家，而不是只有別人的東西?，F(xiàn)在美術館有一點國際上的名望了，國外頂尖的學者、策展人、館長都會過來，他們以前對中國藝術是視而不見的，我要逼他們?nèi)チ私?。就像小漢斯這次看到周鐵海的展覽就很受刺激，問了很多問題。包括之前周力的展覽也很轟動。我們不會選擇那些被市場裹挾著、不斷復制自己的藝術家，我希望把我們對真正優(yōu)秀的藝術家的關注和判斷呈現(xiàn)出來，默默地去幫助本土的藝術家，尤其是那些被嚴重低估了的藝術家。”
他常常告誡手下：收藏家可以買下一堆錯的作品，但是美術館不可以做一個錯的展覽。收藏一時沖動，事后后悔，這很常見，但是美術館一定要在學術上經(jīng)得起推敲，因為任何一個展覽，都牽涉到整個團隊兩年以上的籌備和反復溝通，如果還選錯，那就是原罪，就說明美術館出現(xiàn)了系統(tǒng)性的bug。這樣的錯誤，他不諱言，余德耀美術館也曾犯過一兩次，今后要極力避免。
余德耀基金會曾經(jīng)多次贊助中國藝術家在海外的展覽，也多次為海外藝術機構捐贈作品或贊助項目，比如向蓬皮杜藝術中心捐贈丁乙的重要作品等等，這些事情，如果對方不宣傳，余先生自己也就不吭聲。“他們不報道，那我也就靜靜的。”他說，藝術的快感，跟之前做企業(yè)家時的快感完全不同，企業(yè)家的快感大多來自數(shù)據(jù)，而數(shù)據(jù)背后有很多煩心事，股票漲跌，心情就漲跌。但是投身藝術之后，很多事情讓他心里美滋滋的，根本不需要別人奉承。比如剛剛牽線了蓬皮杜和西岸的結緣，如果未來有一天，蓬皮杜能夠落戶西岸，他就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價值的，不白過。
中國民營美術館只有短短十余年的歷程，相應的法規(guī)、政策皆不完備，痛點很多。“比如經(jīng)費，比如稅收，我們需要很多經(jīng)費來支持這個美術館，如果有企業(yè)愿意贊助我們經(jīng)費，在國外可以減稅，這邊沒有辦法減稅，捐贈就做不成了。”
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說過，很多偉大的公共美術館前身都是私人美術館，那也是他未來的理想。比如說MOMA，V＆A，這些美術館本身結構很完整，雖然是民營，但是也可以接受公共的捐贈，同時它有理事會，共同決策并制定行為規(guī)則，而不是只受控于某個家族，或者只受控于某種不受監(jiān)控的私愿。一旦成為公共美術館，創(chuàng)始人或收藏家家族就不再具有絕對的權限。“理事委員會通過選舉產(chǎn)生，這個委員會可以決定美術館的大政方針，包括館長人選和美術館的發(fā)展方向，就好像變成一個上市公司，但是這個上市公司的股東并沒有利益，只有義務。”作為亞洲的頂級收藏家，余德耀自己就曾在英國泰特美術館擔任亞太地區(qū)委員及收藏委員，深知這同時是一種責任和光榮。
但是在中國，這意味著很長的發(fā)展道路，余德耀美術館至今也沒有形成相應的框架，余先生自己感到力不從心。“自從我生了這個病，人真是改變了，很多時候不是考慮自己怎么樣，以后的日子對我來說已經(jīng)是非常奢侈的東西。我現(xiàn)在只想在有限的時間里面，要做些什么，讓自己的人生比較完整一點。我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一個個地攻克難關，我已經(jīng)沒有這個能力了。我常常對我的團隊講，未來要靠你們?nèi)ネ瓿伞Ｎ乙蚕卤惧X去培養(yǎng)本土的團隊。我只能作為一個愛國華僑，以我虔誠的心，希望這個美術館繼續(xù)下去，希望我的收藏能夠永久地留在國內(nèi)。當代藝術是我們這一輩人的藝術。將來再過幾十年，我們給我們的子孫就有一個交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