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和三奶奶在大門前、谷倉里，甚至做豬食用的大鍋里一起跳舞，文慧覺得三奶奶跳得比她好多了，“我還有點‘形’，她就完全是真正的她自己”。
2015年的《和三奶奶跳舞》，2001年的《和民工跳舞》，兩部紀(jì)錄片被剪輯成相同時長，一左一右同時在屏幕上放映——這件出自文慧的作品，2015年5月7日起，在第56屆威尼斯國際藝術(shù)雙年展中國館展出。
1994年，文慧和吳文光共同創(chuàng)建生活舞蹈工作室。他們的想法很明確，“跟現(xiàn)實有關(guān)，跟當(dāng)下的社會有關(guān)”。從最初由個人視角切入的“私人劇場”系列，到1999年后與社會現(xiàn)實結(jié)合更緊密的“報告系列”，文慧的創(chuàng)作方式大多是藝術(shù)家慣有的“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
到《和民工跳舞》，民工參與演出的積極性和自身難以改變的個人命運，促使文慧反思“藝術(shù)到底有什么用”。2008年起，她的創(chuàng)作進入了“記憶系列”，《回憶》、《聽三奶奶講過去的事情》、《和三奶奶跳舞》都先從采訪和史料記錄入手，再制作成紀(jì)錄片或舞臺劇，“以前是為了藝術(shù)而藝術(shù)，現(xiàn)在是希望先介入社會現(xiàn)實”。
“這事能不能反映一下？”
2001年8月23日晚，北京東四環(huán)外一座即將改建成藝術(shù)中心的紡織工廠里，上演了一場不像演出的演出——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十位專業(yè)演員和三十位光膀子的農(nóng)民工，一起在粗糙空曠的廠房里唱山歌、滾油罐、爬梯子。
參與這個演出的藝術(shù)家宋冬說，最初他們想邀請民工一千個，“讓民工的人數(shù)多于觀眾，如果一千個民工一起吃飯，一千個民工在那站著，一千個民工跟你們一起做動作，一千個民工一千個縫紉機……那是誰看誰呢？”
但到手的款項不足以請來這么多人。“按照工地上付給小工的費用，每天三十塊錢，我們這三萬塊錢算下來，包括吃飯、交通，能夠排練八天，所以第九天演出。”
最后從北京工地上找來三十個民工，分別來自四川和湖北的六個縣一個市。排練的頭幾天，民工們看見有攝像機做記錄，就問，“是來拍電影的嗎？”文慧解釋：“沒有你們，這個城市不可能變成現(xiàn)在這樣。我們就是讓更多人知道你們最想要的是什么。”
民工的反應(yīng)很直接，“我們出門打工就是為了掙錢，干活了工地又不付你的錢，這事能不能反映一下？”還有人因為莫名其妙的理由，暫住證被撕了。
文慧有點尷尬，民工“被看見”的需要并沒有那么強烈。“演出完他該回工地還是回工地，該拿不到工錢還是拿不到工錢。藝術(shù)是改變不了這個世界的”，文慧后來反思。
民工卻在轉(zhuǎn)變。從疑惑、陌生、置身事外、做一個動作就集體哄笑，到專注、投入、樂在其中，也漸漸開始點評哪個舞蹈演員漂亮、有親和力。
演出僅此一場，結(jié)束之后，民工們回到各自的工地。“有的演完后活兒也不想干了，打電話來問，還有沒有演出了？”后來吳文光拍攝紀(jì)錄片《外地人》，攝影師跟著其中幾個回四川老家，發(fā)現(xiàn)他們把演出的照片和《新潮》雜志刊登的報道擺在家里很醒目的地方，“好像是一個榮譽”。
被遺忘的三奶奶
民工對演出經(jīng)歷的珍重，讓文慧開始思考藝術(shù)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會。
從此文慧改變了創(chuàng)作方式，“開始做《和三奶奶跳舞》的時候，我只是想知道我父親家庭歷史的背景。”
三奶奶全名蘇美玲，是文慧父親的嬸嬸，因為曾經(jīng)是“地主婆”，她在文慧的家族里是一個諱莫如深的存在。直到2010年父親去世，文慧都不知道在老家云南的山村里，住著這樣一位84歲高齡的親戚。“我爸爸去世之前，我問他關(guān)于家庭歷史的事情，他不太愿意講。他們那一代人，都很害怕談到過去的事情。不知道是故意忘記還是習(xí)慣性地已經(jīng)忘記。”
2011年，因為“民間記憶計劃”，文慧和一群80后的年輕人們返回故鄉(xiāng)，采訪70歲以上的老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的經(jīng)歷。“采訪整理成文字放在網(wǎng)上，作為一種公共的個人史料。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責(zé)任去做。”
三奶奶住在偏遠的山村里。第一天，文慧只趕了半路，給三奶奶打電話。“三奶奶說，她那天接到電話后一夜沒睡。五十年了，她沒有接觸家里的人，等于是被遺忘。突然以前的家庭又跟她聯(lián)絡(luò)了，她特別激動。”
進村途中，文慧遇見的第一個人是三奶奶的大孫女，也叫文慧，名字就是三奶奶起的。這讓文慧覺得一切在冥冥之中已經(jīng)注定。后來在作品介紹里，她寫道：“三奶奶仿佛在山那邊等待著我的來到，一直等了五十年，要把珍藏的家族歷史和故事講給我聽。”
“要是再年輕點，比如70歲，就去打工”
2011、2012，文慧前后三次去往三奶奶居住的大莊鎮(zhèn)大河邊村。前兩次的素材剪成了紀(jì)錄片《聽三奶奶講過去的事情》，后一次完成了《和三奶奶跳舞》。“第一個紀(jì)錄片主要是三奶奶的講述，她講得特別好。第二個我把語言減到最少，更多用三奶奶日常的身體動作、我和三奶奶身體接觸的部分。”
她們之間的互動自然而然。文慧和三奶奶說話，說著說著，身體微微晃動起來，三奶奶學(xué)她的樣子，也微微晃動身體，仿佛和她處在相同的頻率。文慧用家鄉(xiāng)話問，“阿奶，你可看見我了嗎？”“我看見你了，”三奶奶會接下一句，“文慧，你可看見我了嗎？”“我也看見你了。”“好。”
云南紫外線強烈，每天只能在日出前和日落后拍攝一小段時間，所以一起床，三奶奶就提醒文慧抓緊時間“玩”。她們在大門前、谷倉里，甚至做豬食用的大鍋里一起跳舞。“她跳得比我好多了，我還有點‘形’，她就完全是真正的她自己。”文慧說。
面對文慧的采訪和拍攝，一輩子沒離開大莊鎮(zhèn)的三奶奶特別坦然。文慧要進做豬食的大鍋，問三奶奶可不可以，三奶奶說，“可以啊，我也想進去。”一開始文慧抓著她講三年饑餓和父親的家庭，可三奶奶講著講著就回到改變她終生命運的土改。
三奶奶沒有讀過書，不看電視，耳聰目明、條理清晰，她并不自知的女性意識讓文慧都驚訝：“人生所有的苦難她都挺過來了，12歲嫁人，14歲生孩子，孩子也死了。20歲丈夫出軌，解放前是不能離婚的，她就在解放后找人寫訴狀，離婚，再嫁，給孫子起名字都要自己來。經(jīng)過這么多事，她現(xiàn)在的態(tài)度就是，過去了，根本沒所謂。”
84歲的三奶奶跟文慧說，要是70歲，她就還要出去打工。“跟很多人在一起做事情，多好。她確實很孤獨，村子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白天很安靜，就像是她一個人的村子一樣。”
最后一次拜訪三奶奶，文慧把紀(jì)錄片放給她看，“片子里說‘三奶奶’，她在旁邊就答：‘哎’，里面在講話，她這邊就笑得嘎嘎的。她也不緊張，比如正在跳舞，忽然說該做飯了，直接切到現(xiàn)實生活里去，非常精彩。”
一起跳舞的五個月后，三奶奶因病去世，文慧為她拍攝的影像成了她留存在世界上最后的紀(jì)念。“挺難過的，見到她以后，她就像我的一個精神支柱。”問文慧，經(jīng)過和三奶奶的相處，有關(guān)“遺忘與被遺忘”的問題是否得到了答案，她回答，“不是我預(yù)想的，我得到的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