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北京）當代藝術中心榮幸地宣布，2019年4月27日將舉辦“另一個人幻覺：于林漢個展”。 2017年于林漢在蜂巢北京空間完成首次個展“輕雜音”，之后相繼在漢堡 c/o Schocke 藝術中心（2017）和Künstlerhaus Sootb?rn文化中心（2018）完成兩次個展以及不萊梅Weserburg現當代美術館（2018）實踐個人項目，其個人繪畫語法基本搭建完成。在于林漢縝密的工作程序的支持下，失去視覺焦點的畫面、主動交出畫面控制權的繪畫方法與追求輕質但是有力的畫面質感都成為他成熟的個人繪畫詞匯。“另一個人幻覺”以B、C展廳呈現藝術家于林漢2017至2019年間創(chuàng)作的全新系列作品，展覽由楊鑒策劃，將持續(xù)至2019年6月5日。
　　本次展覽命名來源于一個醫(yī)學名詞：卡普格拉綜合癥（Capgras delusion），而它在一開始就被賦予了這個頗具詩意的名字——另一個人幻覺。這個心理學與精神病領域的專有名詞作為一個值得玩味的詞匯在這里與于林漢的藝術創(chuàng)作形成了某種有趣鏈接，不單是因為藝術家本人長期受困于又某種無關緊要卻又難以治愈的“精神病”，及其所引起的呼吸上的輕度阻礙和聽覺輕雜音，更深層次的鏈接則是來自于藝術家在反復經歷現代高科技設備所牽引的身體檢查當中對醫(yī)療器械產生了有趣的臆想，就如“另一個人幻覺”一樣，這些被藝術家選擇的物件在自身意義層面上被完全篡改，它們本身的形態(tài)沒有被改變而只是被藝術家重新敘述，隨即觸發(fā)了一系列對于社會生活與社會心理的思考。
　　或許我們可以先這樣去簡單的描述，當有的單一物象從原始語境的時空中遷移出來，并且被挪移到其他物件之間并復述，在被重新的語境化（re-contextualized）之后，我們并不質疑物象表皮上依然是我們熟識之物，而是關注其對心里影響的顛覆性轉換。從藝術家的視角看來，原本的意義被置之身外的同時，這些物件可以被重新“賦形”（embody），形成一種永恒的移置，使其嬗變、消解與轉型，而于林漢想做的是設法將某些原本擁有特殊實用功能的物件，使其在藝術語言推導的位移之后擁有無限意義衍生可能，本原被盡可能的邊緣，表達基于對所處社會與周遭世界的僅藝術可以言說的個人見地。
　　像極了制圖學（cartography）上一次次的位移行為，于林漢反復的使用不多的幾個相同的醫(yī)療物件形象進行繪制感極強的重復印刷，“圖繪”（mapping）式樣的畫面組結構讓人些許參透藝術家的視覺規(guī)律，嚴格的工作程序去刻意形成漏洞百出的拼接痕跡以及與主觀強硬控制的印刷“錯誤”，“迭代法”（Iteration ）一樣的反復創(chuàng)作系列作品，讓人從整體識別出于林漢的繪畫邏輯，在?度遞歸的結構中使簡單規(guī)則中涌現出復雜性，讓畫面有序無律，這是最新階段于林漢作品中最為顯著的視覺特征。
　　而相較于之前的創(chuàng)作，于林漢又割舍了很多容易與繪畫史產生聯系的視覺特質，將繪畫的中心進一步的推向觀念的表達，而他也深知繪畫對于觀念表達的分寸與接點，繪畫始終保持很高水準的視覺吸引力以及繪畫質感。對此，藝術家頗具見地的從《控制論》援引了“內穩(wěn)態(tài)”（Homeostasis）來闡釋自己的繪畫特征，“內穩(wěn)態(tài)”是一種自我調節(jié)狀態(tài)，一種不穩(wěn)定的平和一個控制論系統通過不斷地反饋并整合外部和內部信息，總是傾向于不穩(wěn)定的平衡狀態(tài)，一個自組織系統總是處在?組織或者混沌狀態(tài)的邊緣。(這種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稱為:吸引狀態(tài)，因為它總是試圖將系統拉回?己。) 我們在盡可能的用眼睛識別于林漢作品中重復圖像之間的差異時便陷入藝術家所向我們提供的視覺“異軌”（detournement）的陷阱，這種重復是對物件本身功能與意義的消解，同樣也可以視作是藝術家針對一種是非分明的價值觀的拒絕，是非因果在藝術家看來應該是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動態(tài)，而藝術或許并不是只能要么贊同社會現成的共同語言而與其同流合污，要么走到了老式共同語言的對立面而自我毀滅追求升華，這種簡單的對立面尋找只會讓藝術蒙上虛無的陰影，它只是圍繞一種“無生活經歷”進行虛幻表現。這些藝術家藏匿于作品當中的個人所思暗合了后真相時代（post-truth）的集體觀點，大家都更在乎事物對于本身的自我指涉，而真正的真相已經不再重要，其實也無法真正準確的獲得，于林漢在這里的復現便是一種基于特殊載體和自我語境搭建的自我指涉。
　　于林漢在新作中對于醫(yī)療與身體題材的涉及，很大層面上加入了藝術家的涉身經驗和強烈的個人情感，以此為內核所發(fā)生的延異效果也能更多的勾連出豐富的感受性內容。雖然在此談論社會介入性可能并不夠嚴謹，但這種內化程度的深化以及個人藝術創(chuàng)作中暗含的更多對于社會現實的映射，無疑跟藝術家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與政治氣候變化有關系。藝術家將工作室由不萊梅前往柏林看上去只是一次物理層面的遷移，實則如同其作品中物象滑動的痕跡一樣，整個遷移過程所觸發(fā)的對于德國乃至西方世界的整體認識的深化，和對藝術家身份與社會關系的真實感受，無形中推動了于林漢的創(chuàng)作，對個人涉身經驗的重視、問題意識的社會向延展等多個方面都滲入了于林漢作品內涵所延緩的蹤跡當中?；蛟S，太過個人與私密的話語不適合在這個政治正確話語方式空前強大的當下被用于討論涉及公共性的話題，而對于此類話題，藝術擁有更具層次的討論與參與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