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收藏一個記憶的世界，是我的初衷。在我創(chuàng)作湘西土家族的茅古斯題材的影像作品時，我深切地體會到，能讓記憶與消失相抗爭的最大力量來自于影像。影像記憶的意義對于我就變得不同了。一個人的記憶是小世界，一個民族的記憶才是大世界。我開始關注民族的記憶。
　　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國家，曾飽經戰(zhàn)爭滄桑，國人苦痛，對國力強大，國運強盛的期待之心，尤為迫切。所幸我們今天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一個偉大的強國夢正逐步實現(xiàn)，我們正朝著中華復興之道路前進，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繁榮崛起。我們這個民族堅韌不屈、奮發(fā)向上的力量，正是源自我們所歷經的苦難與磨礪，那些深刻與沉痛的，不能成為漸漸遠去的記憶，應當時時警醒、時時被喚起，影像，將是我們記憶最好的載體。
　　影像雖然是靜止的，其紀錄的內容卻是非常豐富，蘇珊·桑塔格曾說：拍攝照片不僅是為了表明什么東西值得尊崇，還在于揭示什么東西需要正視、令人痛惜，以及需要治理。正視是態(tài)度，痛惜是感受，治理是行動。如果什么影像讓我感受至深，那一定是這套菲利斯·比托這套《戰(zhàn)爭與影像》相冊了。1860年，菲利斯·比托帶著相機，跟隨著英法聯(lián)軍進入中國，比托在《北京條約》簽訂后，拍下了恭親王奕的肖像。從小處看，我們看到恭親王的無奈與愁苦；從大處看，那張肖像記錄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個民族的傷痛，這是個人與民族記憶的結合。比托作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個隨軍記者，記錄下了北塘炮臺的、塘沽炮臺、大沽炮臺的戰(zhàn)后情形，上百年的蛋白照片，還有多張接片成的長卷，黑白灰細節(jié)完美，圖像清晰。一方面驚嘆比托高超的攝影技術，另一方面我們也見到了冷兵器與槍炮對恃的殘酷。戰(zhàn)爭機器碾壓后的中國土地上，留下的是西方列強炫耀張揚的影像。這57張蛋白照片，還記錄了北京城內頤和園、北海、雍和宮等多處影像。這是最早的北京的影像。這套相冊中許多的"初見"，戰(zhàn)爭影像、北京影像、香港影像、影像長卷等等，是中國影像歷史開端的一套重要作品，我把它收藏到影像藝術中心。比托當時拍攝這套照片，也許沒有想到在今天的價值，我們尊重其藝術價值，也要正視其歷史價值。我們更要研究影像帶來的社會變革，以及影像背后給我們整個民族帶來的警醒與啟示。昔日的民族之屈辱、今日的國家之強大，可嘆，可喜，可反思，可希冀。
　　有人說所有歷史遺存的文本，論雄辯無過于影像，唯余影像。影像藝術館固然要把那些民族的記憶都收藏進來，那是我們給予藝術的尊崇。影像藝術館更要去研究這些收藏，那是與我們有關的影像記憶，要時時被喚醒。
　　謝子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