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介紹
我們常常以為我們的所有物--我們的書,我們的照片,我們的家具,反應了真實的自我,告訴我們"我是誰"。人們傾向于認為"我們"就等同于我們的收藏。在歷史中的某一階段,這有可能是真理。瓦爾特·本雅明(猶太人學者,作家,哲學家)在他關于收藏的著名論調中探討了"物品所有權身份"是一個人與物品之間能產(chǎn)生的最親密的關系。"而在本雅明寫下這些文字的100年后,在我們所經(jīng)歷的百年中,我們的東西--我們的書,我們的照片,甚至是我們的家具,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種雜交的真實中,一半是物理現(xiàn)實,一半是虛擬現(xiàn)實。這兩個詞意義不同,但卻也有所關聯(lián)。我們的確是自有物件與收藏的總和,但我們同時也是展示給外界的銀幕和表象,重要的是,我們的物件也在這種表象里。物質與表象,以及在表象內(nèi)的物質組成了我們的身份認同。我們就像大衛(wèi)喬斯利特(著名藝術史學家)所說,"是一出關于表象的戲劇。"
關于表象的戲劇,是我在Art & Zimt個展"看不見的看見了嗎"的主題。此次展覽結合繪畫和視頻形式,以獨特的體驗展現(xiàn)了物質與非物質,現(xiàn)實實體與社交網(wǎng)絡的模糊邊界。例如,我的繪畫創(chuàng)作來源自動畫、報紙、和知名社交軟件Instagram; 我首先在Photoshop軟件里面處理這些圖片,隨后在油畫布上以模擬的方法進行自己的創(chuàng)作,使得這些畫同時囊括了物理與虛擬現(xiàn)實概念。就像我們自己,我們在世界場域中所展現(xiàn)的表象,也受多重領域操控,并被大眾傳播所放大。"看不見的看見了嗎"展覽相關的視頻和繪畫作品也在以類似的方式運作--混合多種媒介來詮釋我們自己、我們的物品和我們的社交形象。
除去對個人身份認同的探討, "看不見的看見了嗎"展覽也試圖引入與藝術史的對話。幾千年來,藝術有一個偉大的暗喻:窗戶。窗戶被框起來,中間是透明的。通過透明的玻璃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比起像很多現(xiàn)代和當代藝術家們那樣拒絕這個比喻 - 我想要認真對待這個說法。"看不見的看見了嗎"展覽中的作品試圖表現(xiàn)它們本身對事物理解的通透性,我想知道藝術是否能夠得像窗戶一樣作用。
我所關心的話題是普世通用的。雖然身為新一代拉丁裔美國藝術家中的一員,我認為自己不應該只局限于對拉丁美國人身份認同的探討。當我在創(chuàng)作個人身份認同相關命題的作品時,我不僅想把自己定義為一個拉丁美國人,也需要去挖掘我更廣泛意義上的身份--作為一個勞工,一個網(wǎng)絡媒體使用者和一個藝術家的身份認同。因此,我的藝術也會去思考時代背景下的后工業(yè)經(jīng)濟、政治的變幻,難以捉摸的數(shù)字化媒體,藝術史類別的不穩(wěn)定性。以及更宏大的論題,關于我們自身,我們的物品,我們在世界場域中所展現(xiàn)的外在形象。
這些最近的作品,如"Candid Camera(坦率的相機)","I am An Enigma(我是一個謎)","Even To Myself (甚至對我自己)",以及"In My Life(在我的生活中)"都可以被看作是Serrano的自畫像,它們充滿了道德的困境和復雜的情感焦慮。他著力于發(fā)掘卡通、真實物體材料的新形式,重塑視覺文化語言,煽動觀者重新考慮附著在圖像上的意義。
每一幅作品中他都擔當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立場中切換,使用不同源頭的素材,但歸根結底,他的創(chuàng)作理念來自于個人對生命的體驗。他對藝術的探尋,是要挖掘、追問、重塑自己的經(jīng)歷與個人身份認同,去發(fā)現(xiàn)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歷史、現(xiàn)在、未來。
《Candid Camera》這幅作品,便以卡通為媒介表現(xiàn)了壓抑的童年記憶的主題。它表達的是創(chuàng)傷的顯現(xiàn)方式,以及關于隱藏和揭露這種創(chuàng)傷的欲望的焦慮。畫面帶有超現(xiàn)實的意味,又包含著看似平淡下的內(nèi)心焦慮。
《I am An Enigma》同樣采用了卡通的形式。它是一幅弗蘭肯思坦一般的自畫像。畫中的主角像經(jīng)典文學形象弗蘭肯思坦一樣,苦惱于復雜的身份焦慮,被周遭環(huán)境孤立,被世人誤解。他的容貌使人恐懼,包括他自己,這種恐懼更加深了他的身份認同焦慮。畫面中的骰子暗示了世間的運行規(guī)則,而硬幣象征著無常的變化。右邊的紙上用神秘的符號寫著"你所見皆不必問"。內(nèi)心的自我與外在的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謎。
《In My Life》傳達了Serrano對政治歷史事件與人類境況的關系的敏銳觀察。作品的名字靈感來自beatles的歌曲《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畫面中的報紙是墨西哥隨處可見的小報,Serrano將它引入作品,是因為它讓人聯(lián)想到戈雅的偉大作品《Great Deeds Done Against the Dead》。干枯的樹與對空伸展的枝,極易讓人想到戈雅畫中掛滿尸體的樹。戈雅是為了回應西班牙與法國人的半島戰(zhàn)爭而創(chuàng)作,在《In My Life》中,Serrano是為了控訴毒品戰(zhàn)爭以及毒品對墨西哥人心理和身體的雙重影響。
在《The Gift and the Retribution》中,右聯(lián)畫是基于Gilbert Stuart為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的名將Henry Dearborn所畫的肖像畫,這是一幅對富于權力的戰(zhàn)爭領袖的典型模范肖像畫。但他的頭顱被抽象的色塊所遮掩,而抽象筆法是為了向美國藝術家Gerhard Richter、Christopher Wool、David Hammons致敬,寶石鏡一般的色塊寓意著這個大人物被權力帶來的財富所異化。左聯(lián)的單色抽象畫是為了向美國藝術家Gerhard Richter、Christopher Wool、David Hammons致敬,象征著現(xiàn)實政治的動蕩。
在《Soft Wet Epic》中,一條卡通魚突然被轉移到一個女性身體上,遮住了她的臉孔和表情?!禨hadow of the past》用部落面具遮住了畫中人的面容,硬生生打亂了原來的寫照?!禕roken Mirror》中用羊毛遮住了女性的身體和鏡子中的投影。這種用不同的材料人為地制造視覺障礙的手法,使觀眾無法完全掌握圖像背后的真實信息和細節(jié)??ㄍ~、面具,本身是深有寓意的符號,它們象征著現(xiàn)實的多重復雜性,同時又作為視覺障礙而存在,因為現(xiàn)實總是容易使人蒙蔽。兩種身份互相沖撞,使得作品具有一種深刻的幽默和靈動的活力,也發(fā)動了觀眾的想象力,讓觀眾去質疑、去追問障礙背后的真實。